通过减税清费、改革财税体制及新财政政策，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

　　从制度经济学看，改革本身就是增长的新动力来源。原有的体制适应传统经济模式，但其增长动力日益下行。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体制，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那么，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力角度，怎样布局改革呢？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同样遇到滞胀问题，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的与私有化配合，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就是减轻税负，促进生产和服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生产与分配、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在 18%到 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最低的仅2.5%，最高的也就19%)，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1)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2)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3)紧急修改预算法，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永远不得突破，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笔者认为，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起点太低，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只占公布预算的0.3%，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