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得到公众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在“股市大辩论”中鲜明的态度和他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吴敬琏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判断，引发了一场由学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吴敬琏对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真言与批评，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被称作“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从那时起，吴敬琏就已经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发现，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改革通常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提出，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除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和计划体制的力量，第三种力量危害性最大，他们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他呼吁，深化改革必须铲除腐败孳生的土壤，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2001年至2003年，吴敬琏连续在《财经》杂志和《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阐述上述主张。之后，“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2004年初，“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七八月间，由“郎顾之争”再次引起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升温，同时产生了“经济学家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公开表态不同意“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观点。他还提出，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他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吴敬琏再次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是在2005年前后。2004年7月，他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针对“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他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放松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等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这场由经济学者普遍参与的激辩一直延续至今……

　　吴敬琏对自己提出的学术思想，坚持不“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不惧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他说过，“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无论过去的五年，还是即将展开的岁月，吴敬琏的个人命运始终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