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标志着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速减速换挡，但本质上还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宏观调控要保持定力，主动作为，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努力保持中高速增长。要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升。
一、我国已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从过去几年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减速换挡。2011年季度同比增长率跌破9%，2012年跌破8%,2013年在7.5%至7.8%的区间波动，今年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观察,2007年以来，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同比增速都出现大幅回落，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7.4%，增速下降一半，年度增速由2007年的14.2%回落到2013年的7.7%，下降6.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换挡期。事实上，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1.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外部推力。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14.2%放缓至2008年9.6%和2009年9.2%，之后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允点。
2.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内在动因。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根本上是由内生条件变化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形不同，进入新常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0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7%~8%左右，以后还会继续下降。
3.新常态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变强历史性转变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过程。以日本、韩国为例，都经历了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的拐点发生在1969年前后，韩国在1988年前后。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分别统计日本和韩国前10年和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由10.4%下降到6.3%，韩国由10010下降到7.6%，分别下降了3.1和24个百分点。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
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增速下降，有的表现为突变式下降，有的表现为渐进式下降。从各方面因素看，我国具有更多渐进变化的条件。体现在具有—个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特别是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2013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73%，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较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和农民工市民化形成的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与经济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具有单一眭的小规模经济体不同，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较大，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产业跨区域转移而得以保持，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拉长，使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式变化特征。
二、适应新常态保持中高速增长
宏观调控要适应新常态，一方面，要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给市场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另一方面，要主动作为，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调控的针对陛和有效性。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要适应新常态，还要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使我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1.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与以往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短期需求波动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大幅调整宏观政策取向，甚至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还有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政策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让市场机制在区间内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