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我国经济增长有短期的压力，又有中长期压力。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指短期，更重要的是反映长期。经济新常态，从短期看是个速度问题，从中长期看是个结构问题、发展方式问题。在经济转弯时候，经济增长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从短期看，经济增长波动难以避免，但要防止过快下降。如宏观经济运行确实面临下行压力，消费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同时投资下降。在消费上，2014年5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3%，虽然比前4个月略有反弹，但总体上低于2013年水平。在投资上，过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以上是常态，在反危机肘期甚至超过30%。前两年开始下降到20%左右，当前已降至17%左右。消费投资的趋势性变化，使得宏观经济呈现出中速增长的新态势。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关键在于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不能给中长期经济增长制造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逐步加大定向降准范围和力度、通过定向释放流动性刺激投资的同时，更要关注宏观经济中的中长期问题。为此，当前的宏观政策调整，与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需求刺激政策的着眼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仅在于要避免短期内经济的“硬着陆”，更重要的是立足当前谋长远，注重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7.5%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常态 

　　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核心的是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在物质产品短缺的生存型阶段，消费围绕投资形成平衡是常态;而随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发展型新阶段投资围绕消费形成平衡将是新常态。要把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常态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优势，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和消费需求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效投资需求的规模和投资转型的方向;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既是对我国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巨大挑战，又是决定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所在。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消费规模将达到45—50万亿元，并拉动有效投资需求释放，使内需总规模达到上百万亿元，由此奠定未来10年7.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并不是不要投资。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0%，仅为韩国的25%，提升空间巨大，仍有大量的“投资富矿”。关键在于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推进投资结构转型，在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中扩大投资。这就要求按着市场决定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拓宽投资来源、改善投资效率。为此建议：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强化消费需求对投资的引导作用。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意义上的新常态，还包括经济结构意义上的新常态，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意义上的新常态才更可靠。未来3~5年，我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我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和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需求取代传统物质需求成为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发展型消费需求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费需求成为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不断升级。这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空间。仅以医疗健康市场为例，麦肯锡公司2012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011年医疗健康市场的消费总规模为3750亿美元，2020年这一市场的消费总规模将快速增长到1万亿美元。把握服务需求快速释放的趋势，加快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大力促进服务贸易，释放服务业社会投资需求，就有可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比如未来1~2年服务业比重提高到50%以上，2020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5%～60%。

　　关键在于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从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出发，建议：抓紧出台加快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实施细则，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质性打破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限制；加快公共资源领域对社会资本放开；尽快在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等垄断行业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实现非公经济参与国企改革的新突破：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重点，以服务贸易开放为目标，积极推动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加快向外资开放。

　　形成市场主导的新常态 

　　不管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要求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市场和有为、有效的政府。当前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尤其是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这不仅是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雪球”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中央改革政策难以落地、形成“中梗阻”的重要体制根源。例如，决策层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接连出台，但部分政策尚未落到实处，小微企业受益面有限，市场活力也受到影响。

　　客观上看，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这种增长模式不改变，其所导致的投资扩张冲动改变不了，投资消费失衡加剧的状况改变不了，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增大的状况是难以改变的。为此，建议尽快把推动竞争性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常态：以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为目标，尽快形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案；以规范地方债务、改变政绩考核体系为重点，尽快形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全面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市场监管从行政监管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今年乃至未来2—3年，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的趋势，更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不为短期的经济干扰所动，跳出短期看中长期，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以形成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