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当年底也急剧下滑。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力过度刺激，2009到2011年的增长形势还算乐观，期间M2增长规模较大，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其投放造成国内消费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国内政府、国企、银行和其他经济性质的负债率也大幅上升，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加大。力尽低来，到了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了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更是下滑到了7.4%，2015年的经济形势多数人预计下行。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下行，会是长期的呢，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时间多长，下行程度多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主持，用建立模型、数据对比的分析的方式，正在进行“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摆脱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课题的研究，并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历史变化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逻辑，通过经济各流量的流动脉络、流程、梗阻，观察国民经济人口和财富的萎缩、挤压和漏逃压力，较为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增长突然下行的前因后果和逻辑过程，以此对症提出提振国民经济增长能力，以及防止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凤凰财经将陆续刊登周天勇教授系列分析文章，往大家参与讨论。

　　针对近多年来经济下行的趋势，很多学者给出了原因分析和应对举措。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发展阶段已经到中低速度增长阶段和还会以8%速度高增长20年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每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深入分析，会发现第一种说法不能对经济下行的现象或者其他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规律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第二种观点也没有对中国经济运行流程和发展结构进行实际的描述。

　　（一）简单中低速阶段论无法解释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速自然而然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欧洲和德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到11000美元的时候，基本上是从8%的速度进入中低速。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 这种观点的叙述是，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劳动力成本很高，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也到了11000美元的增长速度发生转折的时候了，过去8％以上的高速增长难以维持了。其政策含义是，从未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拉上来。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保持这种7%左右的中低速度增长进入常态化的格局。

　　我们比较了韩台等国家和地区同发展阶段的数据，这种看法对中国经济下行原因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和表面化，而且与德韩台比较，中国大陆城乡结构转型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比，以及经济运行流程大不一样，对国民经济掉头下行内在性原因的解释，无法使深究者信服。见表1-1。

　　首先，中国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9到14年。如果从经济高增长年起，到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来看，韩国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持续了42年；台湾高增长从1950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持续了47年。大陆从1979年开始计算，到2011年共33年，比台湾短了14年，比韩国短了9年。增长到了下行阶段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大陆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如此多年的时间。

　　其次，高增长结束时，韩国和台湾的城市水平都到达了80%，而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只有31%左右。2011年时，大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27%，即使这个水平，学者们也诟病为“伪城市化”。从农村转移人口进城打工、大部分有自己住宅、子女享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覆盖、有其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要剔除20%左右的水分。韩国和台湾，在其高增长结束之年，都达到了80%。还有30%—50%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要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进入城市的居民要装修房屋和购买家俱，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也要比农村提高。这将是经济增长强劲的来源，增长速度根本就不应该下行。简单的阶段论，根本无法解释这几年中国经济“未强先弱”的内在成因。